《国文的创生》| 苗炜工作室解读 每天听本书2022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国文的创生》，副标题是“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

这是一本学术专著，讲的是甲午海战之后，清朝意识到自己的落后，要做教育改革，要让更多的人认字，更多地学习西方技术。原有的蒙学逐渐变革为“国文课”。蒙学，启蒙的蒙，这是对中国传统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的内容通俗地理解成，近代的语文课是怎么来的。

这本书的题目里的“国文”和“创生”，都来自日语。日本人提出“国文”这个概念，一层意思是，要祛除汉文化的影响，强调日本自己的意识；另一层意思是，追求口语和文字的一致，通过口语达成理解，把谈话写在纸上就是文章。后来，“国文”这个概念传到了中国，我们有了自己的国文教科书和国文课。从清朝进行的教学改革，再到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我们的口语和写文章的文字才渐渐一致。

清朝的教改，是不是离今天的我们太远了？其实，看看前人如何处理语文教学中的问题，能帮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今天的语文课和语文教学。

前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么降低教学难度，让中文学起来更容易，怎么给字注音。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新思想，学习新技术。要学习数学、物理，明晰的语言是前提。第三个问题是，应该怎么看待古文辞和古诗的作用。你看，一百多年前，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跟今天其实也有相似之处。

本书作者叫陆胤，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专门研究晚清文学以及相关的学术文化史。陆老师在北大教过“大学国文”课程，选课的同学大多来自理工专业。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国文”在他们的知识版图中，处在边缘中的边缘。陆胤想通过自己的讲台，帮助学生达成一种人文启蒙，也想在当下的环境中，为更多人的讲述“国文”的好处和特别之处。

今天这本书的解读，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清末新式文学教育的思想起源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改革教学方法。第二部分来了解下，人们做了哪些努力，才出现了新式的国文教科书，进而形成雅俗共赏的新国文。最后一部分，我们讲讲国文课本里的“古文与古诗”。有一派人认为，学习古文主要为了培养人们的文字能力，是实用性的学习，而另一派认为，古文、古诗之美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学习它们是审美性的学习。在第三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两派人的不同见解。

我们进入第一部分，来看看，清末新式文学教育的思想起源是什么。

文学教育的学制改创，要从甲午败局说起。1894年，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后，中国知识界有一股反思潮，思考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日本。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有三个地方比中国领先，一个是效仿西方设立的学校，二是报纸，三是图书馆。这三件事，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源头，就是文字。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天下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搞拼音。

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的四五年间，中国出现了好几种切音方案。切音是拼音字方案中的一种。清朝诗人黄遵宪曾多次出访日本，在比较了中文和日语后，他提出要把口语、文字的分合，与识字率、启蒙教育结合起来。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口语和文字尽量保持一致，而不是彼此分离。

我们现在读五百年前的《水浒传》，没有太大的障碍，因为那是一本白话小说，口语和文字基本差不多。但要是读两百年前桐城派的散文，可能就会有障碍了。比如，高中课本里的《登泰山记》是非常浅显的古文，但和白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戊戌变法前的知识分子，既想变革文字，又不想舍弃中文传统中蕴含的教养。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中国文字的优点，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引进西方语言、切音文字或者白话，来学西方的知识。

传教士李提摩太非常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他说过这样几句话，“中国文词之富丽，字画之精工，远胜他国。惟其富丽精工，故习之也难”。意思是说，中文学起来太难，读书人十年寒窗，才刚有点儿成就，要是趁年富力强的时候，仔细学中文，就没时间学别的了。洋文虽然也不容易学，但学起来还不像中文要学那么久。于是，就有中国学者提出，“华人宜通西文说”，也就是说，孩子要学外语。西方孩子才学几年就能读书写文章，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他们的文章简单。

梁启超也写文章，论述了文字教育改革的重要性，讨论应该如何编撰识字课本。他说，中文学习锻炼的是记性，西文学习锻炼的是悟性，学中文应该借鉴西方课本中的看图识字和语法。他的理想是全民上下不论贵贱，都能上学，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教育方法应该统一。初等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士”，而是要让农民、工人、商人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实用的知识。

清朝的传统私塾分为蒙馆和经馆两个层级，蒙馆就是用一年半载的时间，讲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认字为目的。到了经馆，才开始读四书五经。晚清的新式小学堂也借鉴了这种划分方法。比如，在上海的“沪南三等公学”，八岁的孩子会进入蒙馆，专门学认字；十一岁才进入经馆，学四书五经，兼学英语。当时的教学方法是这样的：制作识字卡片，每天讲二十个字。认识了一千多字后，就从《二十四孝》这样的书中选一些片段，编三百篇课文，配上绘图，用课文来促进学生认字，务必要认识三千个字。随着学生的词汇量增加，课文难度也加大，会开始从《战国策》《史记》这样的书里选文章来当课文，最后再学四书五经。学生写作时，只要能慢慢从几十个字写到一两百字，文字通顺，就算是作文。

“沪南三等公学”的创办者叫钟天纬，他仿照英文读本编过一套《蒙学镜》。这套教材有好几册，其中有一册叫《字义》，汉字的字，意义的义。这一册的架构，受到西方语法学词类观念的影响。它按照实字（也就是名词）、形容字、动作字、连接字等，把全书分成九章。就在钟天纬编写《蒙学镜》的同一年，《马氏文通》在上海出版。这本书把西方的语法观念引入到汉语教学中。

此前，传教士编写的英文教材都会讲“言分九类”，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冠词、名词、形容词、副词等等。这套划分方法，也开始纳入我们的文字传统中。比如，《盛世元音》这本书的编写者，会把西方的九类词汇划入到“活字”“虚字”“实字”这三纲之中。其中，动词、助词和感叹词在“活字”这一纲，形容词和代词被划为“虚字”这一纲，名词呢，就是“实字”。用“实”“虚”“活”这样的分类方式，来对应英文中的九类词，就是要把外来的语法知识，对接到我们的传统资源之上。

中文虽然没有西方那套语法体系，但却有相当缜密的词类意识。我们的律诗、骈体文对词的讲究非常细致。小孩子学对对子，就要强调用字的“虚实死活”。对对子的时候，先要分清实字和虚字这两大类。我们已经知道，实字就是名词，而虚字呢，又分“死活”两大类，死字是形容词，比如高、下；活字是动词，比如飞、变。

一个字的对子，讲究的是虚对虚、实对实，二字对就要虚实配合，而多字对其实就是句法练习。对对子中包含了识字、辨音、遣词造句在内的全套文字训练。后来的学者说，这是中国文法还没成立之前的语法练习。康熙年间编撰的《声律启蒙》，现在的孩子也会听到，“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对子，就是在熟悉词类。而按照日程反复出声背诵经书，就是磨炼心性。宋朝思想家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说：“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他的理论是，先多朗读，读多了自然就记住了，一段文字横在心中，你自然也就放不下了，事后肯定能明白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

不过，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式，逐渐转向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这是清末最重要的教育改革。1902年，古文名家吴汝伦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他认定，西式教学不求背诵，只是讲授。如果课堂上以背诵的方式来主导，那一个老师只能教五六个学生，可要是以讲授为主，一个班里有六七十个学生也不妨碍进度。大臣张之洞向光绪上奏折，在里面罗列了西方国家教育方法的好处，第一条就是求讲解不责记诵，即使是学四书五经，也应该先讲解再背诵。

1902年，清朝颁布的《蒙学堂章程》，正式提出：“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处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力，所当切戒。”确定了讲授方式之后，教学空间这才随之变化。教师要面对学生讲解，学生要耳目专注看着老师，教室里要有粉笔、黑板。老师讲完课文中的生字之后，挑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课文，查验学生是否明白，其他学生在座位上安静听着。

好，通过这部分，我们知道，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界的反思，促进了语文教育的变革，教学理念、课文题材、讲授方式都开始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的语文教学从记诵转向了讲授。

语言是一门学问，同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桥梁。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清末时期，新式的国文教科书是如何形成的。

原书中，有个标题是“试探一种国文”，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读三字经、百家姓，读四书五经，那他探求知识的方向，可能是古代哲人和历代先贤。有了新式的教科书，一个人探求知识的方向，可能变成《物种起源》和进化论。语言是一种载体，语言学习发生变化，知识摄取方式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先来看几个时间点。1898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失败。1902年，清廷提出壬寅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从戊戌变法夭折到癸卯学制颁布，这几年是清末新学制的酝酿期，教改从舆论鼓动，逐渐进入实践阶段。

从戊戌年到癸卯年间，清朝教改的典范发生了变化，从借鉴西学，逐渐转向了“东学”模式，也就是借鉴日本经验。这几年里，一大批新式蒙学用书出现，这些书叫“课本”叫“读本”，虽然没有统一的课程安排，也没有明确的学科划分，但最终，“国文”作为一门学科被提出，正依赖于这些蒙学读本编辑者和教育者的实践。

1897年9月，蒙学公会在上海成立，创办《蒙学报》。《蒙学报》并不是一个主打言论的报纸，而是按期连载的蒙学用书。最开始每周一期，后来每十天一期。《蒙学报》每册的开篇都有“识字法”，图文并列，但图和注解都跟以往的识字课本大不一样。比如，第一课讲“天、地、人”三个字，下一栏的图画是地球，地球上有赤道，有南北回归线和南极圈、北极圈，画了个人立在地球上。第六课讲“风、云、雨”三个字，这一课分为三栏，中间一栏是解说，“日光射热入地面，气热而涨上升”，用了几十个字来阐释大气环流生成云和雨的原理，下面一栏的配图是日常所见的风雨现象，上面一栏的配图是“恒风方向图”。

这些已经是很专业的知识类读物的内容了。这意味着，

 

新式蒙学的识字读书，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目的，一是养成语文能力，二是灌输科学知识

 

，不管孩子是否能理解大气循环，先一股脑儿放在这里。

当时有读者对《蒙学报》提出意见，说他们的讲解太难了。编辑者迅速做出调整，引入了白话文解释。比如，识字法栏目中讲“梅、橘、兰、竹”，会分栏列出“文话”和“白话”两种解释。

除了“识字法”栏目外，《蒙学报》还有“读本书”栏目和“修身书”栏目，顾名思义，读本书是强调阅读的“读本”，修身书类似于思想品德。

除了识文断字的语文能力和知识的传播工具之外，语文也总有道德教化的功用。我们看《蒙学报》“读本书”栏目中的一段导读：“今年你们学生，又大一岁了。恭喜。新年大正月，趁大家放学的时候，要好好地玩耍。但是你们不要道玩耍的事，这里头没有人情物理在内。因而我托日本译者，翻一段玩耍的正理，与你们看着。”刚才这是白话部分的导语，我们再看文言部分：“顷者属岁首，学堂也为解馆之期，儿女出游，各适其适。”文言部分只有21个字，白话部分有百余字，白话部分有人情事理的教训，还有点儿说书人的口吻。

“读本书”这个栏目的名称，来自日本小学的教科书。1891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小学校教则大纲》，科目有修身、读书及作文、习字、算术、地理、历史、理科等等。其中，“读书及作文”这一科的教学要求是，要让学生知晓普通文字、文句和文章，知道怎么读、怎么写，简单来说就是读写能力。1900年，日本小学把读书、作文、习字统一为国语一科，教学目的是“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也就是说，语文训练和知识传授、修身教化的功能都要在语文学习中体现。相应地，读本教科书里包含了修身、历史、地理和理科的内容。

《蒙学报》刚创刊的时候，翻译连载了日本的《寻常小学读本》，也就是日本初等小学的课文。但日本课文采用的是东京地区的谈话体，我们翻译过来，只能用“焉”“乎”这些文言词来对应日语的谈话体。日本课文中，有一节课一节课的推进，转译课文并不能体现出教材编辑的原则。《蒙学报》的编辑认识到，把日本教科书翻译过来，并不适合中文语境，应该根据其编辑原则，来编辑我们自己的读本。

后来，《蒙学报》的读本尝试，从内容上看，有“二桃杀三士”这样的古代故事，也有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我们熟悉的“司马光砸缸”，富兰克林放风筝引电，华盛顿砍倒樱桃树，都出现在当年的读本之中。从文字上看，有文言课，有白话解释，有近似说书人口吻的白话体。

经过文白对照、以白释文、纯用白话的尝试之后，《蒙学报》读本书最终趋近于浅易的科学内容，他们的编辑思路具有“新知识有益，古文旧学没用”的意味。我们看当时一些课文的题目，“喻石叶知万物之源”，这应该是讲化石及物种起源的。“创无线以通电报”，这肯定是讲无线电。《蒙学报》的读本课文中还有一篇课文预言了英文日后的霸主地位，“将来英文当战胜各国之文，而为世界同文之期望。”

1901年，传教士潘慎文为《绘图蒙学课本》作序，他曾经以为，中国学习语言文字的唯一途径就是认真读经，他在序言中说，“我们发现空气中弥漫着关于教授中文读写新途径的议论，有关学习中文新教法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 汗牛充栋这个词也许有点夸张，但新课本的确出现了不少，除了《蒙学报》外，还有南洋公学用的《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等等。这位传教士说，中文新教法将会让读写学习回到作为次要功课和获得真正教育的工具。他的意思是，认识字、写文章，这是教育的工具，不是教育的目的，掌握了语言文字，是要学更多的知识，而不是一辈子都跟文字文学较劲。

然而，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并不一定同意他的说法。比如，在上海办南洋公学的乡绅何嗣焜，他在1896年参观了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发现那里的学生精通中文的人寥寥无几，就回到上海找到盛宣怀，要另办南洋公学。他的办学理想是，让中国文士阶层的子弟，受到近代的学科训练，学生能用练达的中国文言，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使近代科学成为中国文士生活的组成部分。

传教士潘慎文和乡绅何嗣焜，他们都推崇近代学科，看起来好像思想接近，但这中间有一个根本的矛盾：文言文是不是近代学科最好的语言载体？

中国传统的书写语言虽然有文白之分，但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文言内部也有复杂的层次，一个人读清代桐城派散文，不会觉得太难，但读《左传》可能就有点儿吃力。外国传教士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把中文分为文雅体、白话体和中间体，四书五经是文雅体，三言两拍这样的话本小说是白话体，《三国演义》是中间体。选择哪一种文体翻译《圣经》，其中蕴含着深文理、浅文理和白话三种路线。

我们借用这种说法，蒙学课本中用的大多是浅文理的浅近文言，我们来试着读一句——猫者，家畜也，性能捕鼠，其实则与虎豹狮子同类。这读起来没什么困难，但采用浅近文言，是一种桥梁作用，暗含的意思是，你以后要提笔作文，恐怕绕不过中国的文言文，那是我们的文化根基。

在这部分，我们了解到，戊戌变法前后，出现了一大批新式蒙学用书，这些书有双重目的，一是要养成语文能力，二是要介绍科学知识。“国文”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被提出，正是仰赖于这些蒙学读本编辑者和教育者的实践。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清末新式文学教育的思想起源，以及蒙学读本的编辑者和教育者做出了哪些努力。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来看看，围绕古文的学习，人们有哪些不同的理解。

1902年，文明书局的主办者廉泉打了一份报告，希望管学大臣鉴定他们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希望直隶学校司订购这套教材，给各个学堂使用。其实就是，书商希望政府采购，扩大自己所编教材的影响和销量。

直隶学校司有一位职员叫吴闿生，是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儿子。父子两个曾经一起考察过日本教育，吴闿生对日本很了解，固守古文的观念又很强。他给书商廉泉写了一封公开信，讨论文明书局所编的蒙学书。我们用白话文复述一下他的意思：各位编辑的蒙学课本，如果只是用浅显一点儿的口语和浅一些的道理来教育儿童，虽未必适合我国，但也终究是各国通行的办法。然而课本内容，大多涉及天文、地质、地理、物理、动植物，文字没有意趣，很难理解很难记忆，揉在一块儿往儿童脑子里灌输，把孩子那点儿灵气都毁了。拿西方的人名地名编成韵文，文理不通，意思含混，让孩子读这样的东西，教孩子这样的东西，对孩子的毒害简直跟朱砂麻黄这样的毒物一般。

吴闿生说，外国中小学学业浅，是因为他们语言文字相差不远，没那么多文学教育，我们的孩子应该注重文理培养，只需要设两科，一学汉语，二学英语。吴闿生提出“以文字立国”的观念，这表明了，在他看来，

 

文字、文章除了充当科学知识的桥梁，更有确立国族认同的大用，要从国家意识的层面认识国文教育。

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还在广告上批评了其他蒙学课本。商务印书馆想说的是，自己这套教材，语言更为纯净讲究。不同的书商，在推销各自的教材时，可能会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但究竟该怎么对待文言文，清朝的教育大臣、封疆大吏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有各自的主张。

京师大学堂成立后，担任副总教习的张鹤龄写过一篇文章谈编辑课本的宗旨。他说，秦汉以来，中国的文章分两大派，一派是理胜，理智的理，胜利的胜。理胜是奏议，是论说，是关于政治学术的；另一派是辞胜，文辞的辞，词赋记述，讲究遣词造句。张鹤龄的立场站在“理胜”这一边。

但他没有什么发言权，“学务”领域的发言权，更多地掌握在张之洞、袁世凯等手握实权的官员手里。

张之洞的教学安排，会突出政治上的实用性，压抑诗文创作。他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是这样安排的：十五岁以前，孩子们读四书五经，但也学天文地理这些知识性的浅易读本。十五岁以后，要学九门专业功课，其中，“词章”一门排在第五。张之洞说，读古文要“读有实事者”。他认为，当个写小散文的文人，没劲，也没功夫。但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的作用，写个公文写封信写个报告，这些本事还是要学的。至于历史人物传记，古代文人的文集，挑其中记事的、讲道理的看看，其他的抒情小散文，都先放在一边。

我们再看袁世凯的观点。他在山东、直隶做总督时，尤其强调四书五经和策论的重要性。当时的科举不考八股文，但是要考策论。策论就是议论当前政治问题、给朝廷献策的文章。张之洞、袁世凯对新学堂的指导思想，都有配合科举改制的用意，要培养学生写奏章、公文的文字能力，为科举、从政做准备。显然，这两位大臣也是“理胜”的那一派。

我们刚刚提到的吴汝纶、吴闿生父子，他们是“辞胜”那一派。甲午战争之后，吴汝纶在自己主持的学校里设了西文课程，提倡西学但不废文辞。不过，他所看重的文辞，并不是四书五经或策论。他知道，要学习新科学新知识，还是要讲习西文；中国文理要学，不过“六经不必尽读”。那应该学什么呢？在吴汝纶看来，应该学《古文辞类纂》，因为这本书里包含了中国文字的精华。《古文辞类纂》是一本文集，按文体划分有论辩、奏议、也有书说、赠序、碑志、杂记、辞赋、哀祭等等。吴汝纶非常推崇这本书。

作为“辞胜”一派，吴汝纶也在学校里规定了读诗课程，学生们要读唐诗绝句汉魏乐府，还要学着做诗文。他死后，儿子吴闿生编辑重印《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写了篇序言。他在其中说，国立于天地之间，必有其所以存，而非他人之所同者。他说，我们中国，统治者有变化，但文字教化不废，秦皇暴慢，元世祖雄强，也改不了我们的文字。流俗一时之向背，根本无足轻重。我们再看另一位知识分子说的话，“吾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美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民俗、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者也。” 这些说法，都是把国文之美视为中国独有之国粹。

理胜辞胜，到底谁胜了呢？还是要皇上说了算。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奏定学务纲要》中说了，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四书五经还是最重要的课程。紧接着又说，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中国文辞包含各种文体，阐理纪事、述德达情的文章最可贵，但骈体文适用于国家典礼，诗词歌赋涵养性情，抒发情怀，都要学习。

可是，癸卯学制颁布后没几年，清朝废除了科举。“辞胜”派和“理胜”派，到底谁赢了呢？其实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我认为，从短期来看，多看有实事的书，确实有助于提高文字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从长远角度看，我们能够从诗词歌赋中，领略到更多的中文之美。你更倾向哪一派，为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答案。

以上，就是《国文的创生》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甲午海战之后，清朝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潮，其中有一条共识是中国文字太难了。文字太难，识字率就不高，学生们花大量时间学四书五经，就没有学现代知识的时间。因此需要改进文字教育。新式蒙学课本开始出版，新式学堂将千百年来“记诵”的教学方式改为讲授。

第二，戊戌变法前后，出现了一大批新式蒙学用书，这些书有双重目的，一是要养成语文能力，二是要介绍科学知识。课本中的浅显文字和科学内容蕴含着更深的矛盾，学生用浅显的文字学物理学、数学，但提笔写作的时候，要学习更文雅的表达方式。语言是一门学问，同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工具，要学习新知识，就会与以往的语言教学产生冲突。蒙学新课本在探求一种新的国文，到新文化运动后，我们使用的语言变得简单了。

第三，针对古文学习，务实的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更强调“理胜”，希望学生们多看有实事的书，学会写奏议、写公文，少读或者不读那些抒情散文，也不要学写诗。而以吴汝纶、吴闿生父子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相信中国文辞之美是瑰宝，是民粹，体会词章之美，才会有国家认同，他们是“辞胜”这一派。

文字读写能力的培养，自古以来就是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了解清末时期国文的创生过程，不仅能让我们知道，近代的语文课是怎么来的，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今天的语文教育，还能让我们看到，前人们做出了哪些思考和努力，才创造出一种通用的国文体式。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撰稿：苗炜工作室 转述：徐惟杰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